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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改革与异见

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分裂。激进派把劳动价值论变成了对正义的要求;功利主义者及其盟友转向效用、节欲和对财产的辩护;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试图把这一传统维系在一起。

本专题内容
  1. 改革与动荡,1820—1848年
  2. 空想社会主义者
  3.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4. 边沁与幸福计算(互动)
  5. 萨伊:效用与三种生产要素
  6. 西尼尔:节欲、工资基金与济贫法
  7. 巴斯夏与利益和谐
  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 改革与动荡,1820—1848年

李嘉图1823年去世后,英国的工业转型加速了。1824年废除《结社法》后,工会成为合法组织,尽管其活动仍受到限制。1832年的《改革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更多的中产阶级,但没有扩大到工人。1833年的《工厂法》限制了纺织厂中儿童的劳动时间。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取消了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的大部分院外救济,把他们送进有意弄得比最差的有偿工作还要艰苦的济贫院。宪章运动(1838—1848)为争取工人的选举权征集了数百万人的签名。1845—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造成约一百万人死亡。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这一年穆勒的《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相继出版。

在这种背景下,劳动价值论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果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利润和地租凭什么从中分走一份?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

2. 空想社会主义者

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出发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早期工厂城镇的苦难,以及一种信念:社会可以按照理性与合作的原则重新设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称他们为“空想的”,因为他们诉诸理性和当权者的善意,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正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出生于威尔士的棉纺厂主,1800年接管了苏格兰新拉纳克的工厂。他缩短了工作时间,拒绝雇用年幼的儿童,开办了学校和以接近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工厂商店,而且仍然赢利。在《新社会观》(1813—1816)中,他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环境塑造的,因此更好的环境会造就更好的人。当改革者和政府都不理睬他时,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了合作社区新和谐公社(1825—1827),不到两年就失败了。回到英国后,欧文主义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合作商店、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1832),在那里商品可以换取以工作小时计值的“劳动券”,以及短命的全国大统一工会(1834)。

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是一位在大革命期间放弃了爵位的法国贵族,他把社会分为生产性的“实业家”(工人、制造商、银行家、科学家)和游手好闲的贵族、教士与官吏。他希望社会为生产而组织起来,并由专家管理。他的追随者,即圣西门主义者,抨击继承制度,推动银行、铁路和运河的建设;其中有几位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金融家和工程师,苏伊士运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规划。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是里昂的一名商业职员,他谴责商业的浪费和欺诈,主张人们生活在约1,600人的自治社区,即法郎吉(phalanstère)中,在那里工作多样且可以自由选择,从而变得“有吸引力”。傅立叶认为,妇女的地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好尺度。1840年代,美国建立了数十个傅立叶主义社区,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也在1844年转向傅立叶主义。

把这些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竞争和私有财产在丰裕之中制造贫困,而合作与计划可以终结这种贫困。他们的思想既推动了合作运动,也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

3.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一批激进作家从李嘉图那里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爱尔兰地主、合作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森在《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中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劳动者有权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利润和地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拿走的扣除。汤普森还与安娜·惠勒合写了最早主张妇女政治平等的论著之一(1825)。托马斯·霍吉斯金在《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中认为,资本本身不具有生产性:工具和机器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没有活劳动使用它们,它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些思想汇入了早期工人运动和与罗伯特·欧文有关的合作运动,马克思也曾仔细研读。

4. 边沁与幸福计算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主人,即痛苦与快乐的统治之下。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第1章

哲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认为,正确的行为或法律就是能够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或法律。他相信快乐和痛苦可以被测量并加总。在他的幸福计算中,一种快乐或痛苦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远近(多快到来)、繁殖性(是否会带来更多快乐)、纯度(是否不伴随后来的痛苦)和范围(影响多少人)。

边沁的计算:公园还是私人剧院?

一个镇的资金只够建一个项目。按照边沁的各个维度给每个项目打分。然后问问自己,你是否相信这些数字。

公共公园

面向订阅者的私人剧院

边沁是一位改革者,而不是现状的辩护者:他为监狱改革、法律法典化和扩大选举权奔走呼号,并在生前未发表的文章中反对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但他的计算方法提出了经济学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快乐真的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吗?一个人的快乐能和另一个人的快乐相加吗?如果效用是价值的尺度,那么使总效用最大的财富分配可能要求远比富人所能接受的更平等,后来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放弃人际比较避开了这一激进的含义(专题8)。

5. 萨伊:效用与三种生产要素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在法国普及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价值来自效用,而不是劳动:物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需要。生产就是创造效用,三种“生产要素”对此做出了贡献:人的勤劳(劳动)、资本和自然要素(土地)。每一种要素都以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形式获得产品中的一份,作为对其贡献的报酬。萨伊还突出了企业家的地位,企业家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按照这种观点,利润和地租不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而是对实际贡献的支付;这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写作之前就回答了他们。萨伊今天最为人所知的是萨伊定律(专题4)。

6. 西尼尔:节欲、工资基金与济贫法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拉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利润所做的辩护最有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中,他认为利润是对节欲的报酬:资本家本可以把他的财富消费掉,却选择了把它储蓄起来,这种牺牲和劳动一样应当得到报酬。从马克思到亨特的批评者回应说,最大的财富恰恰涉及最少的牺牲,而资本家所“节制”的,是消费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

西尼尔还帮助确立了工资基金说:在任何时候,资本家都有一笔固定的基金用于支付工人,因此平均工资等于这笔基金除以工人人数。如果工会提高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其他人的工资就必须下降,或者工人会失业;只有更少的人口或更多的资本才能普遍提高工资。作为皇家济贫法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该委员会1834年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份报告催生了新济贫法。1837年,他以工厂的全部纯利润都是在一天的最后一小时生产出来的为理由,反对缩短工厂工作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一论点嘲讽为“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

7. 巴斯夏与利益和谐

法国记者和议员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自由贸易作家。在《经济诡辩》(1845)中,他以一份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来嘲讽保护主义:蜡烛商请求议会把太阳的不公平竞争挡在门外。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中,他提出了破窗的寓言:玻璃匠从一扇破窗中得到的好处是看得见的,但房主本来会买的鞋子或书是看不见的。

在为反对1848年社会主义者而写的《经济和谐论》(1850)中,巴斯夏认为一切交换都是服务的交换,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彼此提供服务,因此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利息是对出借这项服务的报酬。1849—1850年,他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就利息是否正当展开了辩论。亨特把巴斯夏看作功利主义经济学最纯粹的形式,与穆勒的折衷混合形成对照;马克思则斥之为“庸俗”经济学家,认为他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不是在分析它。

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由父亲詹姆斯·穆勒在边沁的圈子中抚养长大,三岁就开始学习希腊语的经历广为人知。他写出了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穆勒保留了李嘉图的大部分框架,但得出了更具改革色彩的结论:

讨论:萨伊和西尼尔说,利润是对一种贡献(资本)或一种牺牲(节欲)的报酬。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说,利润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如果有的话,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解决这一分歧?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亨特,第6章(边沁、萨伊和西尼尔)。

亨特,第7章(穷人的政治经济学:汤普森和霍吉斯金)。

亨特,第8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辅助阅读

海尔布罗纳,《俗世哲人》,第5章(空想社会主义者与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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