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改革与异见
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分裂。激进派把劳动价值论变成了对正义的要求;功利主义者及其盟友转向效用、节欲和对财产的辩护;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试图把这一传统维系在一起。
1. 改革与动荡,1820—1848年
李嘉图1823年去世后,英国的工业转型加速了。1824年废除《结社法》后,工会成为合法组织,尽管其活动仍受到限制。1832年的《改革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更多的中产阶级,但没有扩大到工人。1833年的《工厂法》限制了纺织厂中儿童的劳动时间。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取消了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的大部分院外救济,把他们送进有意弄得比最差的有偿工作还要艰苦的济贫院。宪章运动(1838—1848)为争取工人的选举权征集了数百万人的签名。1845—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造成约一百万人死亡。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这一年穆勒的《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相继出版。
在这种背景下,劳动价值论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果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利润和地租凭什么从中分走一份?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
2. 空想社会主义者
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出发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早期工厂城镇的苦难,以及一种信念:社会可以按照理性与合作的原则重新设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称他们为“空想的”,因为他们诉诸理性和当权者的善意,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正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出生于威尔士的棉纺厂主,1800年接管了苏格兰新拉纳克的工厂。他缩短了工作时间,拒绝雇用年幼的儿童,开办了学校和以接近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工厂商店,而且仍然赢利。在《新社会观》(1813—1816)中,他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环境塑造的,因此更好的环境会造就更好的人。当改革者和政府都不理睬他时,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了合作社区新和谐公社(1825—1827),不到两年就失败了。回到英国后,欧文主义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合作商店、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1832),在那里商品可以换取以工作小时计值的“劳动券”,以及短命的全国大统一工会(1834)。
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是一位在大革命期间放弃了爵位的法国贵族,他把社会分为生产性的“实业家”(工人、制造商、银行家、科学家)和游手好闲的贵族、教士与官吏。他希望社会为生产而组织起来,并由专家管理。他的追随者,即圣西门主义者,抨击继承制度,推动银行、铁路和运河的建设;其中有几位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金融家和工程师,苏伊士运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规划。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是里昂的一名商业职员,他谴责商业的浪费和欺诈,主张人们生活在约1,600人的自治社区,即法郎吉(phalanstère)中,在那里工作多样且可以自由选择,从而变得“有吸引力”。傅立叶认为,妇女的地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好尺度。1840年代,美国建立了数十个傅立叶主义社区,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也在1844年转向傅立叶主义。
把这些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竞争和私有财产在丰裕之中制造贫困,而合作与计划可以终结这种贫困。他们的思想既推动了合作运动,也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
3.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一批激进作家从李嘉图那里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爱尔兰地主、合作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森在《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中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劳动者有权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利润和地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拿走的扣除。汤普森还与安娜·惠勒合写了最早主张妇女政治平等的论著之一(1825)。托马斯·霍吉斯金在《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中认为,资本本身不具有生产性:工具和机器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没有活劳动使用它们,它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些思想汇入了早期工人运动和与罗伯特·欧文有关的合作运动,马克思也曾仔细研读。
4. 边沁与幸福计算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主人,即痛苦与快乐的统治之下。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第1章
哲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认为,正确的行为或法律就是能够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或法律。他相信快乐和痛苦可以被测量并加总。在他的幸福计算中,一种快乐或痛苦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远近(多快到来)、繁殖性(是否会带来更多快乐)、纯度(是否不伴随后来的痛苦)和范围(影响多少人)。
边沁的计算:公园还是私人剧院?
一个镇的资金只够建一个项目。按照边沁的各个维度给每个项目打分。然后问问自己,你是否相信这些数字。
公共公园
面向订阅者的私人剧院
边沁是一位改革者,而不是现状的辩护者:他为监狱改革、法律法典化和扩大选举权奔走呼号,并在生前未发表的文章中反对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但他的计算方法提出了经济学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快乐真的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吗?一个人的快乐能和另一个人的快乐相加吗?如果效用是价值的尺度,那么使总效用最大的财富分配可能要求远比富人所能接受的更平等,后来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放弃人际比较避开了这一激进的含义(专题8)。
5. 萨伊:效用与三种生产要素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在法国普及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价值来自效用,而不是劳动:物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需要。生产就是创造效用,三种“生产要素”对此做出了贡献:人的勤劳(劳动)、资本和自然要素(土地)。每一种要素都以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形式获得产品中的一份,作为对其贡献的报酬。萨伊还突出了企业家的地位,企业家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按照这种观点,利润和地租不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而是对实际贡献的支付;这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写作之前就回答了他们。萨伊今天最为人所知的是萨伊定律(专题4)。
6. 西尼尔:节欲、工资基金与济贫法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拉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利润所做的辩护最有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中,他认为利润是对节欲的报酬:资本家本可以把他的财富消费掉,却选择了把它储蓄起来,这种牺牲和劳动一样应当得到报酬。从马克思到亨特的批评者回应说,最大的财富恰恰涉及最少的牺牲,而资本家所“节制”的,是消费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
西尼尔还帮助确立了工资基金说:在任何时候,资本家都有一笔固定的基金用于支付工人,因此平均工资等于这笔基金除以工人人数。如果工会提高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其他人的工资就必须下降,或者工人会失业;只有更少的人口或更多的资本才能普遍提高工资。作为皇家济贫法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该委员会1834年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份报告催生了新济贫法。1837年,他以工厂的全部纯利润都是在一天的最后一小时生产出来的为理由,反对缩短工厂工作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一论点嘲讽为“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
7. 巴斯夏与利益和谐
法国记者和议员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自由贸易作家。在《经济诡辩》(1845)中,他以一份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来嘲讽保护主义:蜡烛商请求议会把太阳的不公平竞争挡在门外。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中,他提出了破窗的寓言:玻璃匠从一扇破窗中得到的好处是看得见的,但房主本来会买的鞋子或书是看不见的。
在为反对1848年社会主义者而写的《经济和谐论》(1850)中,巴斯夏认为一切交换都是服务的交换,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彼此提供服务,因此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利息是对出借这项服务的报酬。1849—1850年,他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就利息是否正当展开了辩论。亨特把巴斯夏看作功利主义经济学最纯粹的形式,与穆勒的折衷混合形成对照;马克思则斥之为“庸俗”经济学家,认为他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不是在分析它。
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由父亲詹姆斯·穆勒在边沁的圈子中抚养长大,三岁就开始学习希腊语的经历广为人知。他写出了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穆勒保留了李嘉图的大部分框架,但得出了更具改革色彩的结论:
- 生产与分配。穆勒认为,生产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但财富的分配“完全是人类制度的问题”,社会可以改变它。
- 财产及其起源。他写道,现代欧洲的社会安排始于这样一种财产分配:它“不是公正分配或勤劳获取的结果,而是征服和暴力的结果”。
- 社会主义。穆勒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他写道,如果要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共产主义与充满苦难和不公正的现存社会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共产主义的种种困难就会“轻如鸿毛”。但他认为私有财产从未得到公平的试验,他主张对它进行改革,包括工人合作社、对遗产课以重税,以及对自然垄断实行公共控制或征税。
- 静止状态。与李嘉图不同,穆勒欢迎资本和人口增长的终结,只要它能带来更多的闲暇和文化:“资本和人口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静止状态。”
- 改变看法。1869年,穆勒公开放弃了工资基金说;同年,他在哈丽雅特·泰勒·穆勒的影响下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主张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亨特,第6章(边沁、萨伊和西尼尔)。
亨特,第7章(穷人的政治经济学:汤普森和霍吉斯金)。
亨特,第8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辅助阅读
海尔布罗纳,《俗世哲人》,第5章(空想社会主义者与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