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与贸易条件
1950年,两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贸易从长期看使所有国家受益”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认为,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出口原料的国家把生产率增长的一部分收益转移给了工业国。他们的命题成为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的基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公平的贸易体系的依据。
1. 普雷维什与拉美经委会
劳尔·普雷维什是阿根廷经济学家,作为阿根廷中央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1935—1943),他目睹大萧条摧毁了一个靠出口牛肉和小麦为生的经济。出口价格崩溃,外国资本停止流入,国家无法支付进口。1949年,他加入新成立的总部设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西班牙文缩写CEPAL),并为它撰写了第一份重要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50)。阿尔伯特·赫希曼后来称之为“拉美经委会宣言”。普雷维什领导拉美经委会直到1963年,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拉丁美洲经济学派的中心。
2. 中心与外围
普雷维什把世界经济分为工业化的中心和为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料的外围:技术进步发源于中心并在那里迅速扩散。他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假定技术进步的收益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到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两个地区的结构差异系统性地把收益输送到中心:
- 在中心,有组织的工人和寡头企业以更高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获取生产率收益,因此制成品价格下降不多。
- 在外围,农业中大量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压低了工资,因此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收益表现为更低的价格。
- 在经济下行时,初级产品价格的跌幅大于制成品价格;在上行时,回升幅度又较小。
- 随着收入提高,人们用于食物和基本原料的支出份额下降(恩格尔定律),合成材料又取代了天然材料,因此对外围出口品的需求增长慢于对中心出口品的需求。
3.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
出生于德国、在剑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在纽约联合国独立工作,在《投资国与借款国之间的收益分配》(1950)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辛格强调,在外围的外国投资集中于出口飞地(矿山和种植园),其收益流向国外,外围国家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没有得到技术进步的收益。两人都依据了1949年联合国一项基于英国贸易数据的研究,该研究显示,英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有所改善,这意味着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了。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有下降的趋势。政策结论是,外围国家应当实现工业化,这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会使它们在贸易收益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
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为什么可能下降?
中心的制造业和外围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生产率都在增长。如果生产率收益以更低价格的形式转让出去,价格就会下降;如果作为更高的工资和利润保留下来,价格就会保持不变。需求也很重要:如果世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慢于世界收入,它们的价格就会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图中显示外围国家50年间的贸易条件,起点为100。
4. 进口替代工业化
拉美经委会的政策答案是进口替代工业化:保护国内制造业,使拉丁美洲国家能够在国内生产原先进口的制成品。工业化将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减少对波动不定的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并使技术进步的收益留在国内。拉美经委会还支持区域一体化,例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1960)和中美洲共同市场(1960),以便为新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无法获得时,就已经转向工业。1950年以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部门,该地区的增长在1980年以前相对较快。但进口替代也造成了依赖保护的高成本产业、对出口的偏见,以及反复的外汇短缺,因为新产业需要进口机器和投入品。普雷维什本人在1960年代就警告不要过度保护,并主张促进制成品出口。1982年的债务危机使这一战略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走到了尽头。
5. 富尔塔多与结构主义
早年在拉美经委会工作的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赋予了结构主义以历史深度。他的《巴西经济的形成》(1959)追溯了一个又一个出口周期(蔗糖、黄金、咖啡)如何塑造了巴西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大量的低工资劳动力,以及模仿中心的消费模式。富尔塔多认为,不发达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而是外围被纳入世界经济的方式所造成的一种特定结构。结构主义者还发展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认为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源于粮食供给和外汇方面的瓶颈,而不仅仅是货币过多。富尔塔多曾任巴西第一任计划部长(1962—1963),并领导了贫困东北部的发展机构,1964年军事政变后流亡国外。
6. 联合国贸发会议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1964年,普雷维什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首任秘书长。他提交第一届会议的报告《走向发展的新贸易政策》,呼吁签订国际商品协定以稳定价格,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进入富国市场的优惠待遇,并增加援助。七十七国集团围绕这些要求形成。其中一些得到了部分实现:普遍优惠制(1971年起)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关税,少数商品协定也谈判达成。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要求更公平的商品价格、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国际机构的改革。1973—1974年欧佩克的石油提价似乎表明了一种初级产品的生产者联合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但这一纲领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基本瓦解。
7. 证据显示了什么
这一假说已被反复检验。恩佐·格里利和杨茂成(1988)编制了1900年以来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发现其每年下降约0.5%。后来使用更长序列和更严谨统计方法的研究,大体上证实了许多(但不是全部)商品价格的长期下降,期间伴有大幅波动和周期性的断裂。下降远非平稳:商品价格呈现长期的“超级周期”,2000年代由中国需求推动的繁荣一度扭转了这一趋势。商品价格的波动性也远远大于制成品价格,这对发展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其趋势。
世界也已经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今出口制成品而不是原料,所以工业化的中心与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之间的旧有分野已不复存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普雷维什—辛格的格局如今适用于许多国家都能生产的简单制成品,其价格相对于复杂商品和服务已经下降。这一论证引向对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专题20)。
8.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劳尔·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50),第1—2章。
汉斯·辛格,“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0)。
辅助阅读
约翰·托伊、理查德·托伊,“The Origin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bisch–Singer Thesi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
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经济的形成》(1959),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