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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与资本争论

战后经济学如何把凯恩斯与新古典理论结合起来,两个剑桥如何建立起相互竞争的增长与分配理论,以及它们关于“资本”的争论如何暴露出新古典分配理论核心的一个问题。

本专题内容
  1. 黄金时代,1945—1973年
  2. 新古典综合及其批评者
  3. 两个剑桥的增长与分配理论(互动)
  4. 什么是“资本”?
  5. 斯拉法与工资—利润曲线
  6. 再转换(互动)
  7. 谁赢了?这重要吗?
  8. 库兹涅茨:测量增长与不平等
  9. 垄断资本
  10. 发展经济学

1. 黄金时代,1945—197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1950年到1973年间,西欧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约4%,日本每年增长约8%,而起点高得多的美国约为2.5%。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失业率在二十年间保持在低水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降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最低点。

繁荣背后的制度

黄金时代也是去殖民化和冷战的时代。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推行计划工业化,而苏联在1950年代的快速增长把经济表现变成了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黄金时代在1968年到1973年间结束:大多数富裕经济体的盈利能力下降,通胀上升,美国在1971年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1973年的石油冲击带来了滞胀(专题14)。

经济学随着经济一同改变。它变得更加数学化、更加美国化,也更加自信能够管理经济。在两个剑桥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纲领: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以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和佛朗哥·莫迪利安尼为中心;另一个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以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耶罗·斯拉法、理查德·卡恩以及后来的路易吉·帕西内蒂和皮耶兰杰洛·加雷格纳尼为中心。双方都自称是凯恩斯的继承人。

2. 新古典综合及其批评者

综合的建立

1937年,约翰·希克斯把凯恩斯的著作浓缩为 IS–LM 图:IS 曲线代表商品市场,在那里投资等于储蓄;LM 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在那里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这张图使凯恩斯的理论变得可以教授,并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表现为移动这两条曲线的两根杠杆。佛朗哥·莫迪利安尼(1944)证明,在这个模型中,只有当货币工资是刚性的时候,失业才会持续。后来,阿瑟·庇古(1943)和唐·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认为,价格下降会提高人们所持货币的实际价值,从而增加支出(“实际余额效应”),因此在价格完全灵活的情况下,经济在理论上会回到充分就业。

保罗·萨缪尔森把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他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把经济学重塑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他的教科书《经济学》(1948)在几十年里都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它教导说,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确保充分就业,此后关于市场和价格的那些熟悉的新古典结论就会成立。他称之为新古典综合:短期是凯恩斯,长期是瓦尔拉斯。

1958年,A. W. 菲利普斯在英国自1861年以来的数据中发现了失业率与工资上涨率之间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把美国版本的这一关系表述为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的菜单。肯尼迪政府由沃尔特·海勒领导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用凯恩斯主义的论证推动了1964年的减税。到196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被如此广泛地接受,连它的批评者也说着它的语言;据报道,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称自己“现在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批评者

这一综合在两边都有批评者。在右边,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重要,而且一旦人们预期到通胀,菲利普斯曲线的替代关系就会消失(专题14)。在左边,英国剑桥和其他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一综合保留了凯恩斯的政策结论,却抛弃了他的理论。琼·罗宾逊称之为“冒牌凯恩斯主义”。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1968)则从主流内部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论点: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

综合从凯恩斯那里保留了什么在短期中总需求决定产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稳定产出;当工资和价格调整缓慢时,失业可能持续存在。
按照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说法,它遗漏了什么根本的不确定性;投资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作用;以及这样一种主张:即使在长期中、即使工资是灵活的,市场经济也没有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倾向。

这种差别对政策很重要。如果失业来自工资黏性,长期的药方就是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如果失业来自需求不足和投资不稳定,灵活的工资可能使情况更糟(专题12),国家就必须长期管理需求。

3. 两个剑桥的增长与分配理论

哈罗德与多马:刀刃

罗伊·哈罗德(1939)和埃夫塞·多马(1946)把凯恩斯的理论从短期扩展到增长问题。投资增加需求,但也增加生产能力。如果资本产出比 v 是固定的,家庭储蓄收入的比例为 s,那么经济只能以有保证的增长率 s/v 稳定增长,在这一增长率下,新增的生产能力恰好与新增的需求相匹配。要在长期中保持充分就业,增长还必须达到自然增长率 n,即劳动力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两者相等,而且任何对有保证增长率的偏离都倾向于扩大:如果企业的投资超过预期,需求上升,生产能力看起来不足,它们就会投资更多。经济在“刀刃”上保持平衡。对于什么能使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一致,两个剑桥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美国的剑桥:索洛与斯旺

罗伯特·索洛(1956)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1956)让资本产出比可以调整。在总量生产函数 Y = F(K, L) 下,企业可以选择资本密集度更高或更低的方法,因此人均资本不断上升或下降,直到经济稳定在一个稳态上,在那里产出以自然增长率增长。储蓄率影响收入的水平,但不影响长期增长率,长期增长只来自技术进步;较穷的国家应当增长得更快,向较富的国家收敛。在这个模型中,分配由技术决定:工资和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专题9)。

索洛的增长核算(1957)随后估计,1909年到1949年间美国每工时产出的增长中,大约八分之七不是来自人均资本的增加,而是来自一个他称为“技术变革”的残差。索洛模型成为主流增长经济学的基础,后来也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专题21)。

英国的剑桥:卡尔多、罗宾逊与帕西内蒂

尼古拉斯·卡尔多(1956)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调整的是分配。资本家储蓄的收入比例远高于工人。如果投资增加,价格相对于工资上升,利润份额提高,而由于利润大部分被储蓄起来,总储蓄就会增加,直到与投资相等。由资本家的“动物精神”驱动的投资在先;利润随后而来。琼·罗宾逊的《资本积累论》(1956)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并坚持认为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运动的,而不是在均衡之间移动。

路易吉·帕西内蒂(1962)证明,即使工人也储蓄并拥有一部分资本,长期利润率也只取决于增长率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这就是剑桥方程:

r = g / sc   (利润率 = 增长率 ÷ 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工人的储蓄从方程中消失了。卡莱茨基曾用一句口号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资本家赚得他们所花的,工人花掉他们所赚的。在这一理论中,利润率不是任何东西的边际产品:它由积累和资本家阶级的支出习惯决定。

两种利润率理论

索洛版本: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下,利润率等于 α × Y/K,而在稳态中 K/Y = s/(g + δ),其中 s 是整个经济的储蓄率,折旧率 δ 设为4%。这里的 s 是以30%的利润份额为权重对 sc 和 sw 取的加权平均。

试一试:提高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在剑桥方程中,利润率下降,因为花得少的资本家赚得也少。在索洛版本中利润率也下降,但原因不同: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而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再改变工人的储蓄倾向。哪一种理论会做出反应?

4. 什么是“资本”?

新古典分配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中,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利率(或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由此产生了三个“寓言”,正是它们使这一理论富有吸引力:(1)利润率由资本的稀缺性决定,正如工资由劳动的稀缺性决定一样;(2)较低的利率会使企业选择资本更密集的方法,因此资本的需求曲线像任何需求曲线一样向下倾斜;(3)工资和利润的份额反映了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贡献。要让这些寓言成立,“资本”必须是一个在知道利润率之前就可以测量的数量。

罗宾逊的问题

在《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1953—1954)中,琼·罗宾逊问道:资本是用什么单位来衡量的?她抱怨说,学生们被教导把产出写成劳动和资本的函数,然后就被匆匆带到下一个问题,希望他们会忘记追问资本是用什么单位来衡量的。实物资本是各种不同物品的集合:卡车、机器、建筑物、软件。要把它们加总,我们需要价格。但一台机器的价格包含了制造它所用资本赚取的利润,因此,即使没有任何一台机器发生变化,资本存量的价值也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

十辆卡车和五台机器

每辆卡车需要10,000美元的劳动和10,000美元的资本投入;每台机器需要10,000美元的劳动和20,000美元的资本投入。价格 = 劳动成本 + 资本成本 ×(1 + 利润率)。

同样的实物资本存量在不同的利润率下有不同的“数量”。如果我们需要用利润率来衡量资本,就不能再用这种资本的边际产品来解释利润率,否则就是循环论证。资本的价值还会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随利润率变化,后来的作者把这称为价格维克塞尔效应,以克努特·维克塞尔命名,他在189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美国的回应:替代生产函数

美国的剑桥并不否认实物资本是异质的。它的回答是,单一物品模型是一种有用的简化,更复杂的模型会证实它。索洛把总量生产函数看作一种近似,应当以它与数据的吻合程度来评判。萨缪尔森在《资本理论中的寓言与现实》(1962)中走得更远:他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种不同资本品的模型,并证明它的表现恰好如同只有一种资本品一样,存在一个“替代生产函数”,可以从中把工资和利润解读为边际产品。如果这一结论普遍成立,那些寓言就安然无恙了。

皮耶兰杰洛·加雷格纳尼(1970)证明,萨缪尔森的结论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假设:在每一种技术中,消费品和资本品都以相同的资本劳动比例生产。这恰恰是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比例的情形(专题3),也是资本价值不随利润率变化的情形。去掉这个假设,替代生产函数就不复存在。

5. 斯拉法与工资—利润曲线

皮耶罗·斯拉法(1898—1983)是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7年把他请到剑桥。他早在1926年就动摇了马歇尔的厂商理论,证明马歇尔的供给曲线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就是从这一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此后,他用几十年时间编辑李嘉图全集,并写了一本小书《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副标题是《经济理论批判绪论》。

斯拉法复兴了李嘉图的古典方法。商品是用商品和劳动生产出来的。给定生产技术,一旦知道了一个分配变量,价格和另一个分配变量就可以确定:如果利润率由利率或阶级冲突等因素决定,工资就随之确定,反之亦然。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效用、需求曲线或边际产品。斯拉法还构造了一种标准商品,即一组物品的组合,其价格不随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证明以它来衡量时,工资 w 与利润率 r 之间的关系是一条直线:

w = 1 − r / R   (R = 最大利润率,即工资为零时的利润率)

对于每一种技术,都有一条工资—利润曲线:与每一个利润率相容的最高工资。利润越高,工资越低,这就像在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一样,把分配冲突置于理论的中心。如果使用日常价格而不是标准商品,那么只有当每个部门使用资本的比例都相同时,这条曲线才是直线;否则它就是弯曲的。当企业可以在各种技术之间选择时,它们会选择在现行利润率下能支付最高工资,或者说成本最低的技术。整个经济的工资—利润曲线是所有可用技术的曲线的外包络线。斯拉法著作的第12章用几页篇幅指出,同一种技术可能在两个不相连的利润率区间出现在这条包络线上。

6. 再转换

争论是如何展开的

1965年,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大卫·列维哈里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个证明,说再转换在整个经济中(而不是在单个行业中)不可能发生。如果这是真的,新古典的寓言就安全了。同年,路易吉·帕西内蒂在罗马举行的计量经济学会世界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反例。1966年11月,《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组题为“资本理论中的悖论”的专题论文,作者包括帕西内蒂、加雷格纳尼、森岛通夫等人;列维哈里和萨缪尔森自己的文章题为《非转换定理是错误的》。萨缪尔森以《总结》一文为这组论文收尾,其中包括下面这个例子。

萨缪尔森的例子

两种技术都只用劳动来生产一单位同样的产品,但劳动投入的时间不同:

预付的工资必须按现行利润率 r 获得收益,直到产品售出,因此以工资为单位的成本是

A 的成本 = 7(1 + r)²     B 的成本 = 2(1 + r)³ + 6(1 + r)

哪种技术更便宜?

曲线显示在每个利润率下 B 的成本相对于 A 的成本。阴影部分:B 更便宜的区间。

令两种成本相等,得到 2(1 + r)² − 7(1 + r) + 6 = 0,其根为 1 + r = 1.5 和 1 + r = 2。因此两种技术在 r = 50% 处发生转换,又在 r = 100% 处转换回来:

利润率更便宜的技术新古典的故事会得出什么结论
低于50%AA 在低利率时被选用,因此 A 一定是资本更密集的技术。
50%至100%BB 在较高的利率时被选用,因此 B 一定是资本密集度较低的技术。
高于100%又是 A但现在 A 在更高的利率下被选用,因此 A 一定比 B 的资本密集度更低。

这两个结论不可能同时成立。按“资本密集度”对技术进行的排序取决于利润率,因此,不存在一种普遍的、与利润率无关的意义,可以说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技术使用更多的资本。

再转换与资本反转

一个相关的、在某些方面破坏性更大的结果是资本反转(或称逆向资本深化):转向一种在更低利润率下被选用的技术,可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人均资本的价值。即使没有任何技术重新出现,它也可能发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利率下降都未必会使企业为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资本,新古典寓言所需要的向下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也得不到保证。没有它,就无法保证“资本”市场存在稳定的均衡,也无法保证利润率衡量的是资本的稀缺性。

学者生来就不是要过轻松日子的。保罗·萨缪尔森,《总结》,《经济学季刊》(1966),谈再转换给旧寓言带来的麻烦
试一试:把滑块从0%移到150%,观察哪种技术被选用。注意,技术 A 使用的总劳动更少(7小时对8小时),但它在中间区间却败下阵来。

7. 谁赢了?这重要吗?

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英国的剑桥
主要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佛朗哥·莫迪利安尼、大卫·列维哈里、C. E. 弗格森琼·罗宾逊、皮耶罗·斯拉法、尼古拉斯·卡尔多、路易吉·帕西内蒂、皮耶兰杰洛·加雷格纳尼
出发点瓦尔拉斯和马歇尔:价格和分配由偏好、技术和禀赋决定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分配由社会和历史力量决定;增长由投资驱动
利润率资本的边际产品,反映资本的稀缺性由积累、资本家的储蓄或阶级冲突决定;不是一种稀缺要素的价格
总量资本一种有用的近似;或者在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是不必要的除了一种特殊情形之外,在逻辑上不能自洽
方法均衡模型,以与数据的吻合程度来评判历史时间;怀疑把均衡状态当作经济可以在其间来回移动的东西加以比较

在逻辑上,英国的剑桥赢了。萨缪尔森承认再转换是可能的,承认总量资本一般无法独立于分配来衡量。C. E. 弗格森在1969年一本关于新古典生产理论的教科书中得出结论说,依赖这一理论是“一个信仰问题”。杰弗里·哈考特的综述(1969、1972)详细记录了这一结果。

然而,美国的剑桥保住了这一领域。总量生产函数仍然处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和经验研究的中心。它的辩护者提出了三点回应:

英国的剑桥回应说,一般均衡模型恰恰放弃了那些使新古典分配理论富有吸引力的寓言(利润的稀缺性理论和向下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而所谓的近似掩盖了收入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问题。琼·罗宾逊在晚年的著作中把这场争论变成了对均衡本身的批判:一个已经积累了一定机器存量的经济,不可能沿着生产函数来回滑动,因为历史是无法撤销的。

在经验上,再转换似乎确实很罕见。对投入产出数据的研究,例如奥乔亚(1989)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测得的工资—利润曲线接近直线,这也是劳动价值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的原因(见专题3)。汉(Han)和舍福尔德(Schefold)(2006)比较了经合组织国家的技术,发现再转换和资本反转只出现在少数情形中。这里有一个亨特所强调的讽刺:使再转换不太可能发生的条件,恰恰也是使劳动价值论行之有效的条件。阿维·科恩和杰弗里·哈考特的回顾文章《剑桥资本理论争论后来怎样了?》(2003)认为,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即什么决定分配、利润率是否衡量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从未得到回答,只是被搁置了。

讨论:如果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有缺陷,但作为近似效果很好,经济学家还应该继续使用它吗?你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做出决定?

8. 库兹涅茨:测量增长与不平等

黄金时代的许多经济学研究依赖于一种新的数据。出生于俄国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在1934年为美国参议院编制了第一份美国国民收入的官方估计《国民收入,1929—1932》,这是今天GDP核算的前身。他对这些数字的含义十分审慎。报告警告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很难从国民收入的测算中推断出来;库兹涅茨后来还反对把军费和某些政府服务计为最终产出。他继续编制各国长期增长的统计数据,总结在《现代经济增长》(1966)一书中,并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奖。

在1955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库兹涅茨考察了当时仅有的几条长期收入序列,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数据。他提出,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不平等先是上升,因为工人从一个平等但贫穷的农业部门转入一个较富裕但更不平等的城市部门,也因为储蓄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后不平等下降,因为城市人口获得了政治权力,工资上涨,移民的子女向上流动。这就是倒U形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提醒说他的证据很单薄,称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信息和95%的推测”。尽管如此,它乐观的信息,即增长本身会减少不平等,还是成了冷战时期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老生常谈。

后来的证据好坏参半。1970年代的跨国数据似乎显示出倒U形,但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把既是中等收入又高度不平等的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而且,1980年以后,大多数富裕国家的不平等又上升了。托马斯·皮凯蒂(专题25)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不平等的下降来自战争、萧条和政策,而不是来自增长的某个自然阶段。

9. 垄断资本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黄金时代主要是在大学之外存续下来的。保罗·斯威齐(1910—2004)在1940年代后期离开哈佛大学,于1949年与利奥·休伯曼创办了《每月评论》杂志。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是第一部用英语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1909—1964)著有《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巴兰区分了实际剩余,即一个社会实际生产的超过其当前消费的部分,和潜在剩余,即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时它能够生产的剩余;两者之间的差距衡量了资本主义的浪费。他认为,外围的不发达是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抽走了它的剩余。

两人借鉴了早先关于垄断与停滞的研究:卡莱茨基的理论,即价格是在成本之上加成确定的,加成反映“垄断程度”(1938);以及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该书认为工业的集中会减缓投资。两人合著了《垄断资本》(1966),该书在巴兰去世后出版。他们的论证分几步展开:

这本书对1960年代的新左派影响很大。哈里·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记录了美国公司对国外原材料和市场的依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1967)从自由派的立场描述了大公司的计划权力。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巴兰和斯威齐用一个更宽泛的“剩余”概念取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搁置了利润率下降趋势(专题7);在1970年代,当利润受到工资和石油价格的挤压时,他们的停滞论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亨特把他们的工作看作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核心部分(第19章)。

讨论:巴兰和斯威齐写作于黄金时代的顶峰。从2008年以来的缓慢增长来看,他们的停滞论是显得更有说服力还是更没有说服力?

10. 发展经济学

黄金时代也催生了发展经济学,因为新独立的国家在追问如何实现工业化。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共同相信,仅靠市场无法改造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必须进行计划和投资。

到196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因为造成了低效率的产业、长期的国际收支问题和不平等而受到批评,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把产业政策与出口结合起来。依附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缺少资本,而在于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专题11)。从1980年代起,华盛顿共识以自由化取代了计划(专题14),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问题在后来关于东亚、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和全球价值链的辩论中再次出现(专题19)。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亨特,第16章(斯拉法)和第17—18章(当代正统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斯拉法价格理论)。

阿维·J. 科恩、G. C. 哈考特,《剑桥资本理论争论后来怎样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Cambridge Capital Theory Controversi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第17卷第1期(2003)。

辅助阅读

Yueh,What Would the Great Economists Do?,第9章(琼·罗宾逊)和第12章(罗伯特·索洛)。

琼·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第21卷第2期(1953—1954)。

保罗·A. 萨缪尔森,《总结》(“A Summing Up”),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80卷第4期(1966)。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第1—5章。

亨特,第19章(关于资本主义总体表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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