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传统与全球化
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东亚“奇迹”和中国的崛起,一个悠久的传统认为,后发国家把一切交给市场就无法赶上。国家必须建立产业,在它们学习期间加以保护,并管理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本专题追溯这一传统及其对手,即自由贸易的主张,一直到今天关于全球化的争论。
1. 汉密尔顿、李斯特与赶超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专题2和4)。第一个严肃的挑战来自一个新独立的国家。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中认为,美国的幼稚产业无法与成熟的英国产业竞争,在它们能够竞争之前需要保护和补贴。十九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保护主义最强的经济体之一,南北战争之后,制成品进口的平均关税在很长时期里达到40%—50%。
曾在美国生活过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使这一论证系统化。他指责英国在利用保护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才鼓吹自由贸易:
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聪明手法:一个人在登上了高峰之后,就把他借以攀登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英译本1885)
李斯特区分了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它的生产力:技能、产业、制度和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可以暂时接受较高的价格来建立这些生产力,作为对未来的投资。他的思想影响了德国的关税同盟和关税政策、德国历史学派(专题10),后来还影响了明治日本。
2. 幼稚产业论
“幼稚产业”的逻辑建立在干中学之上:随着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东西上积累经验,成本会下降。一个新的生产者起初的成本高于成熟的外国竞争对手,如果不在一段时间内加以保护,它可能永远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许多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在原则上也接受这一论证;争论在于政府能否选对产业,并在保护完成使命之后撤销保护。
保护一个幼稚产业
单位成本 = 起始成本 ×(累计产量 ÷ 第一年产量)−b,其中 2−b = 1 − 学习率。产量每年增长26%。在差距消失之前,关税必须弥补国内成本与进口价格之间的差距。
3. 战后发展与进口替代
1945年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接过了发展主义的主张。黄金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赫希曼和刘易斯,主张有计划的工业化,劳尔·普雷维什领导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印度和非洲的战略(专题13和专题20)。在高关税的保护下,这些国家建立了钢铁、汽车、化工和消费品工业。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增长常常很快,但许多受保护的产业一直缺乏效率,出口停滞,外债增加,为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4. 东亚发展型国家
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经济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起初把这解读为出口导向和开放市场的胜利。一批政治经济学家则证明,国家一直处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 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82)创造了“发展型国家”一词,用来描述日本的精英官僚体系,它利用信贷、许可证和保护来引导投资流向选定的产业。
- 爱丽丝·阿姆斯登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1989)表明,韩国有意“把价格弄错”:它为钢铁、造船和电子工业提供补贴信贷,但作为交换,对获得帮助的企业施加严格的绩效标准,首先是出口目标。
- 罗伯特·韦德的《驾驭市场》(1990)说明了台湾地区的政府如何根据不同产业的情况,有时引领市场,有时跟随市场。
这些作者认为,与拉丁美洲进口替代的区别在于纪律:保护和补贴以企业学会在出口市场上竞争为条件,对失败的企业则予以撤销。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1993)承认了国家的作用,却又把它降到最低,这本身也成为争论的对象。
5. 华盛顿共识及其批评者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债务危机和苏联解体使政策转向了相反的方向。约翰·威廉姆森(1989)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敦促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十项政策概括为华盛顿共识:财政纪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有保障的产权(专题14)。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令人失望。
张夏准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2002)借用了李斯特的说法作为书名,记录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发展时期都使用过幼稚产业保护、补贴和国有企业,而民主、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严格的专利法等制度大多是在它们变富之后才出现的。他认为,富国所推荐的政策和制度,是它们自己当年并没有采用过的。
6. 中国
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把市场与强大的国家结合起来:渐进的价格放开、乡镇企业、向外国投资开放的经济特区、有管理的汇率、国家对银行业的控制,以及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从1980年到2010年,产出每年增长约10%,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学家至今仍在争论如何对这一结果进行归类:是东亚模式的发展型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崛起使发展主义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而它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变了世界贸易。
7. 全球化及其不满
从1990年代到2008年,世界贸易的增长远快于世界产出,生产被分割到全球价值链之中。2008年以后,这种增长停滞了。几条研究线索解释了反弹:
- 分配。贸易理论一直预言会有输家也会有赢家。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关于“中国冲击”的研究(2013)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造成了集中于美国特定地区的持久的就业损失。
- 三难困境。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2011)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深度的经济一体化、国家主权和民主;它必须放弃三者之一。
- 全球治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以及全球金融的规则。
- 逆全球化。2018年起的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中断、2020年代产业政策和全面关税的回归,以及贸易向集团的分裂,使李嘉图与李斯特之间的老辩论成了头版新闻。彼得·泽汉的《世界的终结只是开始》(2022)预测,人口老龄化和美国的收缩将把全球贸易分裂为区域体系。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2002),第2章。
张夏准,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第4章(发展主义传统)。
辅助阅读
爱丽丝·H. 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期工业化》(Asia’s Next Giant,1989),第1章。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2011),第9章。
泽汉,The End of the World Is Just the Beginning(2022),选读。
Yueh,What Would the Great Economists Do?,尾声(全球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