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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主义与后发优势

1914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超过了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制度经济学家追问这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答案围绕着技术的跨国借用,以及使一些后来者能够成功借用、另一些却更加落后的制度。本专题追溯这一论证从托斯丹·凡勃伦到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和摩西·阿布拉莫维茨的发展。

本专题内容
  1. 制度主义与贸易
  2. 凡勃伦论德意志帝国
  3. 康芒斯与交换的规则
  4.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
  5. 社会能力与趋同
  6. 追赶、领先与落后(互动)
  7. 阅读材料

1. 制度主义与贸易

美国制度经济学源于德国历史学派(专题10)和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改革运动,它从未提出一套可与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相比的独立贸易理论。它的创始人托斯丹·凡勃伦、约翰·R. 康芒斯和韦斯利·米切尔反对这类理论的整个方法。他们认为,市场不是配置既定资源的自然机制,而是不断演化的制度:一整套随时间变化的习惯、法律和组织。技术是累积发展的,并跨越国界传播。要理解贸易和发展,就必须研究技术与制度在特定国家和时期如何相互作用。制度主义者对贸易理论的贡献,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尤其是对后来者的研究而作出的。

2. 凡勃伦论德意志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中,凡勃伦追问德国如何在几十年内成为工业强国。他的回答是,德国借用了英国花一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却没有同时继承围绕这些技术在英国形成的制度和习惯。

凡勃伦认为,英国承受着领先的代价。它的铁路是用小车厢和窄隧道建成的,后来要改变就得付出巨大代价;它的工厂、城镇和商业惯例都是围绕旧技术成长起来的;它的商人阶级也染上了有闲绅士的习气。德国则可以立即大规模采用最新技术,而不必背负早期投资和惯例的包袱。但德国把现代技术与一个更古老的王朝国家结合在一起,把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凡勃伦认为这种结合既不稳定又很危险。他对日本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证。

后来者可以通过借用领先者的技术跳过某些阶段,而领先者则可能被锁定在过时的安排之中,这一思想成为贸易、技术和增长研究中的一个持久主题。

3. 康芒斯与交换的规则

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R. 康芒斯把交易而不是商品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每一次交换都依赖于界定产权、执行合同和解决纠纷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是由法院、立法机关和各种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制定的。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和《制度经济学》(1934)中,他追溯了美国法院如何随着经济变化而重新界定财产和合同。应用到贸易上,这意味着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不是先于构成它们的规则而存在的。从十九世纪的商约到世贸组织(专题12),每一个贸易协定都是一套关于可以交易什么、以什么条件交易的运行规则。这一观点预示了波兰尼(专题14)和新制度经济学(专题15),尽管后者会用非常不同的工具来发展它。

4.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

出生于敖德萨、任教于哈佛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论文《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52年首次发表,后作为他1962年同名文集的首篇重印)中推广了凡勃伦的洞见。通过比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他认为,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时越落后,它的工业化就与英国越不相同:

因此,落后既是障碍也是机遇。后来者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资本和熟练工人。格申克龙的方法明确批评了阶段论(专题10),后者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与英国相同的阶段。后来者并不重复领先者的历史,而是用新的制度来替代它们所缺乏的前提条件。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对国家主导型发展的分析,包括对发展型国家的分析(专题11)。

5. 社会能力与趋同

如果落后能带来优势,为什么不是所有穷国都能追上?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在《追赶、领先与落后》(1986)中回答说,只有具备足够社会能力的国家,才能实现借用技术带来的快速增长潜力:教育、技术能力、能够动员资本的金融和商业制度,以及政治稳定。技术落后而社会先进的国家处于追赶的有利地位;两方面都落后的国家则不然。阿布拉莫维茨还指出,领先国家开发的技术适合它自己的条件,例如大市场和丰富的资本,可能并不适合追随者。经济学家后来称之为条件趋同:只有在考虑了制度和人力资本之后,穷国才倾向于比富国增长得更快。

追赶、领先与落后

领先国的收入每年增长2%。追随国的初始收入是领先国的五分之一。它的增长由两部分组成:基本增长率,以及与它可以借用的技术差距成正比、并按其社会能力加权的追赶红利。没有社会能力,差距就只是差距。

思考题:作为后来者,是优势还是劣势?由什么决定?

6.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托斯丹·凡勃伦,《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选读。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2),第1章。

辅助阅读

E. K. 亨特、马克·劳岑海泽,《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3版(2011),第12章。

摩西·阿布拉莫维茨,“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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