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主义:踢开梯子
1980和1990年代,华盛顿共识敦促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则把其中许多主张写成了有约束力的规则。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回应说,今天的富国在自己发展的时候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政策。本专题介绍他们的历史论证、关于一个国家应在多大程度上偏离其比较优势的辩论,以及产业政策近年来在富国本身的回归。
1. 世贸组织与政策空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1986—1994)于1995年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主要处理商品关税,而世贸组织的协定则深入到国内政策之中:
-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禁止以出口为条件或以使用国产而非进口投入品为条件的补贴,而这正是韩国曾经使用的那类出口补贴(专题11)。最不发达国家获得了豁免或过渡期。
-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禁止要求外国投资者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地投入品,或要求其进口与出口相平衡。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所有成员按照接近富国的标准执行专利和版权保护,提高了模仿外国技术的成本。
罗伯特·韦德(2003)认为,这些规则正在“压缩发展空间”,即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来建立新产业的政策余地。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往往走得更远。辩护者则回应说,这些规则仍然允许在约定限度内征收关税、对研究和地区发展提供补贴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支持,而且它们还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富国规模大得多的补贴的冲击。
2. 踢开梯子
张夏准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2002)取名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那句话(专题9)。张夏准考察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国的经济史,认为今天几乎所有的富国在追赶阶段都使用过关税、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扶持:
- 英国从十五世纪起就保护它的毛纺织业,并在罗伯特·沃波尔1721年的改革中实行了一整套关税、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来促进制造业。直到1840年代、它的工业领先地位稳固之后,英国才转向自由贸易。
- 张夏准称美国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从1820年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制成品的关税一直位居世界最高之列。
- 德国、日本和东亚经济体都把保护与国家对产业和技术的积极支持结合起来。
张夏准也考察了制度。富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而且很晚才采用民主、独立的中央银行、现代专利法和对童工的限制的。他认为,要求穷国立即采用“全球标准”的政策和制度,就是要求它们去爬一架已经被富国踢开的梯子。道格拉斯·欧文等批评者则质疑,在这些案例中,究竟是保护导致了增长,还是仅仅与增长同时出现。
3. 赖纳特与“另类教规”
埃里克·赖纳特的《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2007)在两种传统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从斯密、李嘉图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教规,把所有经济活动视为性质相同的,并以交换为中心。从安东尼奥·塞拉和重商主义者,经过李斯特和历史学派(专题10),一直到熊彼特的“另类教规”,则以生产、学习和创新为中心。它认为经济活动在质量上各不相同。制造业以及其他具有报酬递增、快速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的活动,会带来工资上升并传播知识;受报酬递减支配的原料生产则不会。一个按照比较优势专门从事低质量活动的国家,可能是在专门从事贫穷。赖纳特引用了塞拉在1613年的观察:没有自然资源却有许多手工业的威尼斯富裕,而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却贫穷。
4.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2008年至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提出了他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同意国家在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但认为国家应当帮助一个国家发挥而不是违背它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它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决定,而禀赋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一个贫穷的、劳动丰裕的国家应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随着资本积累逐步向上攀升。
国家的任务是因势利导:找出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参考那些收入稍高、禀赋相似而增长迅速的国家中已经取得成功的产业;然后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经济特区和对先行企业的帮助,消除这些产业面临的约束。林毅夫认为,拉丁美洲和苏联的进口替代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把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推进到远远超出禀赋所能支撑的程度;而1978年以后的中国转向劳动密集型出口之后取得了成功。
5. 林毅夫与张夏准之辩
2009年,林毅夫和张夏准在《发展政策评论》上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应当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为题展开辩论。选择一个问题,比较他们的立场。
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
6. 产业政策的回归
198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产业政策”普遍被视为一个名誉扫地的观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0年代后期以来,它又回来了,而这一次是在富国。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5)为先进产业设定了目标。美国在2022年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为半导体和清洁能源提供大量补贴,其中一些与本国生产挂钩。欧盟和日本也以各自的计划作出回应。其动机包括国家安全、有韧性的供应链、与中国的竞争和能源转型,而不是追赶。
相关研究也复兴了。蕾卡·尤哈斯、内森·莱恩和丹尼·罗德里克(2024)综述了使用更好的数据和方法的新一代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发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例如内森·莱恩对韩国重化工业推动计划的研究。争论已不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使用这类政策,而是在每个主要经济体都在使用它们的世界里,应当由什么样的规则来加以约束。
7. 阅读材料
核心阅读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2002),第2章。
林毅夫、张夏准,“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9)。
辅助阅读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2007),第1章。
蕾卡·尤哈斯、内森·莱恩、丹尼·罗德里克,“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24)。